北京時間2021年6月17日18時48分，太空。
隨著航天員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先后進入天和核心艙，中國人首次進入自己的空間站。
大國科技競爭，又落一子。
數天后，歐洲航天局宣布正式啟動“歐盟太空計劃”。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局長出席美國國會眾議院聽證會，希望科學、空間和技術委員會支持增加該機構2022財年預算的請求。
空前激烈的國際科技競賽背后，是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
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
從美國依靠創始地位在芯片領域握有巨大領先優勢，到中國領跑5G時代，誰能在科技創新上下先手棋，誰就能掌握主動，誰就能在全球競爭中獲得比較優勢和發展空間。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明確指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這是編制五年規劃建議歷史上首次專章部署科技創新，并擺在各項規劃任務首位。
發令槍已響，能否率先沖線，事關14億人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
“科技創新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主要戰場，圍繞科技制高點的競爭空前激烈。我們必須保持強烈的憂患意識，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二十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會和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音猶在耳。
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是主戰場之變、坐標系之變、驅動源之變、尺度之變。
“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場硬仗。”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方竹蘭說。
7月4日，神舟十二號航天員乘組密切協同，圓滿完成出艙活動期間全部既定任務，
航天員劉伯明、湯洪波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艙，標志著我國空間站階段航天員首次出艙活動取得圓滿成功 金立旺攝/本刊
需求之本：
從服務經濟建設，到引領國家發展全局
當地時間7月9日，美國“制裁清單”再更新。
美國商務部將34家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其中包括23家中國實體，占比近七成。
華為、中芯國際、哈爾濱工業大學……2019年以來，美國已累計將一百多家中國實體列入其中，美政府可根據《出口管制條例》限制對這些實體出口、進口或轉口。
“貿易戰、科技戰的本質是霸權國家試圖從所謂的實力地位出發遏制新興國家的發展，給正常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科技合作帶來嚴重沖擊和嚴峻挑戰。”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下稱“戰略咨詢院”）研究員萬勁波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今年5月，在出席陳嘉庚科學獎、光華工程科技獎頒獎活動并為兩院院士作報告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指出，科技創新對我國來說，不僅是發展問題，更是生存問題。
華山一條路
“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科技創新的重要性、緊迫性，覺得過去40年經濟發展較快，這種趨勢理所當然會延續下去。”中科創星創始合伙人、陜西光電子集成電路先導技術研究院執行院長米磊說，“某種程度上，這是背水一戰。向上，唯有科技創新這華山一條路。”
從外部看，新技術革命將重塑國際經濟格局，從而引發新一輪國家角色轉變。
回溯前幾次工業革命，經濟長期增長的根本動力之一始終來自科技創新。“原創科技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能夠把與創新關系較遠的人也帶動起來，共同富裕，這是富國的關鍵奧秘。”方竹蘭說。
“現在全球經濟下滑的本質原因是上一輪科技創新的紅利日漸消退，導致存量博弈。”米磊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部長馬名杰撰文指出，抓住新技術革命及產業變革機遇的國家將占據世界科技創新領先地位和經濟主導地位，而未能抓住機遇的國家將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逐漸衰落。
從內部看，“十幾億人的現代化，走全靠要素驅動的傳統發展路徑已難以為繼，甚至可能在產業價值鏈分工格局中被長期鎖定在中低端位置，原始創新和源頭創新的差距可能進一步拉大。”萬勁波說。
“很多傳統產業發展規模已到峰值，新的經濟發展增量在哪里？”戰略咨詢院科技發展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王曉明指出，增量的關鍵是通過科技創新做大蛋糕，“使全球受益，中國的復興會更加順暢。”
同時，接二連三的技術封鎖讓我們認清，關鍵核心技術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如果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問題未得到根本緩解，將對國家安全影響巨大。”萬勁波說。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瀾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經濟發展是當時的主要任務，所以關注更多的是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隨著中國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這意味著科技創新在中國發展的地位更重要，影響范圍更加寬廣，不管是經濟、社會、健康還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科技都要發揮核心作用。
“創新型國家建設和科技強國建設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任務和標志性成就，自立自強的科技還是其他建設任務的戰略支撐。這不單代表著科技創新的影響范圍超出國計民生范疇，更是補齊短板，鞏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果，抓住未來技術與未來產業的新發展動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大機遇。”戰略咨詢院科技戰略情報研究所所長冷伏海告訴記者。
正擺脫追隨者標簽、努力為全球創新版圖的持續拓展提供源動力的中國，機遇與挑戰并存。
機遇在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及產業變革帶來機會窗口，使趕超成為可能。
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講座第十一講中，中國科學院院士李靜海指出，當前，科學研究范式正在發生深刻變革，除數據密集型特征外，應更加關注研究內容、方法和范疇所發生的實質性變化�？陀^來講，范式變革時期的機會對各國是均等的，無論是科技強國還是后發國家，都站在同一新的起點，就看誰善于搶占先機。
例如，隨著逐步逼近摩爾定律的極限，半導體行業形成多年的先發優勢或作用下降，后發者若能做出前瞻性布局，就存在換道超車的可能。有專家指出，隨著“后摩爾時代”來臨，中國集成電路產業面臨重大機遇。
挑戰在于，創新能力不強，科技發展水平總體不高，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能力不足�？萍紝洕鲩L的貢獻率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已成為中國這個經濟大個頭的一大痛點。
表現在科研上，就是原始創新能力不強，關鍵核心技術有待突破，科技與經濟“兩張皮”仍有待打通堵點。
這背后，是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還不高，科技創新資源整合還不夠，科技創新力量布局有待優化，科技投入產出效益較低，科技人才隊伍結構有待優化，科技評價體系還不適應科技發展要求，科技生態需要進一步完善。
時不我待
1.6～5.1年。
這是韓國科學技術企劃評價院(KISTEP)于2021年4月發布的《韓國2020年度技術水平評估》報告，對我國在11大領域120個重要方向上整體技術水平與美國差距的研判。
冷伏海說，戰略咨詢院科技戰略情報研究所分析這份報告時注意到，我國在11大領域120個重要方向上整體技術是美國的75.5%～85.7%的水平，與韓國相當，若以10%為一個臺階，20個方向的技術需要上三個臺階、97個方向的技術需要上兩個臺階、2個方向的技術需要上一個臺階，才能達到最高水平。“這個報告不夠完整，但能反映出一種科技水平的基本格局。”
“我們技術提升戰略應該首先達到與日本齊頭，然后再與歐盟并肩，最后才能與美國共進。我們自己的評估要考慮關鍵核心技術和底層技術‘一兩撥千斤’的價值和作用，還要考慮美國欲聯合日歐共同遏制中國，所以‘十四五’期間首先要不被‘卡死’，‘十五五’期間做到自立，才能保證之后的自強，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冷伏海說。
多位受訪專家判斷，接下來的10～15年至為關鍵，是中國實現科技趕超的關鍵機會窗口。
“我們實現科技趕超的機會窗口期并不是無限的�；A研究要遵循規律，但應用技術研究要盡快攻克。”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副主任、中關村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原副主任王汝芳認為，如果錯過了機會，可能不光被“卡脖子”，甚至會“窒息”。
緊迫是因為，不論技術本身還是競跑對手，發展速度都在加快。
科技變革正呈加速態勢，新技術從開發、應用、成熟到淘汰的時間周期不斷縮短。一國如果不能率先實現技術群體躍進和顛覆性突破，其原有技術路線或將受到“歸零效應”打擊。
為避免對手“贏家通吃”，各國正在科技競賽中不斷加碼。
從英國政府計劃在自2020年起的4年內加大公共研發資金，至2024～2025年增加1倍以上，再到2021年6月美國參議院通過“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以增加美政府在技術研發方面的開支……“在戰略性領域，發達國家為了能保持對中國所謂的優勢，是不惜成本的。”戰略咨詢院創新發展政策研究所研究員余江說，“‘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只是冰山一角。憑借強大的科教優勢，他們在整體上布局著面向未來15年到20年技術的研發。我們近年科技進步很大，但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前瞻布局，還是有挑戰。”
緊迫還因為，現代化目標時不我待。
中國人從未離實現現代化如此之近。“十四五”時期將是我國實現產業升級與經濟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轉型期。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大量企業還處于價值鏈中低端，亟待科技創新助力升級，“等米下鍋”現象突出——
電子化學品是集成電路制造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新型電池材料決定著新能源汽車的續航能力，而我國新材料的滯后發展，已成為制約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突出短板；
EDA（電子設計自動化）等工業軟件的“力不從心”，為智能制造、制造強國帶來成長的“煩惱”甚至隱患；
光刻機卡住了高端芯片產業，更卡住小到充電器，大到手機、汽車產業的發展……
“只有實現創新驅動，才能牢牢將產業的命脈把握在自己手里。”米磊說。
走進無人區
緊迫的同時，壓力也在劇增。
中國科學院院士、海洋地質學家汪品先還記得，1980年代，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成立時，有人說，“我們的研究不能總是跟著外國人走，跟人家屁股后面走沒意思”。當時就有人反駁說，“你能知道人家屁股在哪里就已經非常厲害了”。
競跑數十年后，中國科技研發正在從跟跑向并跑、領跑邁進。
“華為正在本行業逐步攻入無人區，處在無人領航、無既定規則、無人跟隨的困境。”2016年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總裁任正非說。
在這次發言中，他提到：重大創新是無人區的生存法則。
5G、特高壓、新能源汽車……隨著從“賢必舉歐美”到“世界向東看”，越來越多的中國創新主體像華為一樣，觸及科學研究的無人區。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之一的保羅·羅默認為：“隨著（中國）進入在創新領域處于領先地位的時代，真正的創新會變得越發重要和艱難。”
內部來看，高復雜性，高不確定性。
對科技發展模式而言，從跟跑到并跑，有追趕目標，有前人經驗可供借鑒；從并跑到領跑，愈發高度不確定，沒有可供追趕的預定目標和前人經驗，產業鏈條和市場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隨。
對政策決策者而言，對我國獨立前瞻研判科學技術發展前沿方向的能力提出新挑戰。面對科學、技術、產業、市場等方向上復雜多變的不確定性，沒有清晰的“靶子”和趕超目標，一旦判斷失誤可能面臨巨大的發展“機會成本”和資產“沉沒成本”。
對科研院所、企業、科研人員而言，他們沒有選擇地站在科技競技場中央，需要在高風險、高不確定性、高損耗的條件下和國際高手競跑，看誰能拔得頭籌。
外部來看，支持銳減、打擊加大。
“過去外部基礎技術供給的來源比較明確，產業鏈安全沒有作為根本性問題，但現在已經越來越嚴峻。”余江說。
有分析認為，隨著部分國家利用競爭優勢和先進技術能力對發展中國家的價值鏈升級實行阻截，以國家安全為由實施高技術出口管制、交易限制與技術禁運，技術性貿易壁壘加劇，要素跨境流動受到限制，全球創新網絡面臨“割裂化”風險。這些都極大增加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層面“彎道超車”的難度。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已明確今后一個時期堅持創新驅動發展的重點任務，包括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等。
改革，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