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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節:“科技新冷戰”,美國智庫把刀子都“擺”出來了

    據新加坡《南華早報》網站1月27日發布的一篇文章稱[1],由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領導的智庫“中國戰略組”(China Strategy Group,CSG)炮制了一份題為《非對稱競爭:應對中國科技競爭的戰略》的報告(簡稱“報告)”,建議華盛頓在科技領域針對中國開展“非對稱競爭”(asymmetric competition),并認為兩國在科技領域的“分叉”(bifurcation)有利于美國。報告全文已被一位自由撰稿人上傳到免費云盤[2]。


    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圖片來源:wiki

    這份長達33頁、近10萬詞的報告聲稱:“在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是美國安全、繁榮及民主生活方式的基石,但這項至關重要的優勢如今正在受到威脅,中國正在多個關鍵領域試圖超越美國。為此,美國必須制定緊急的政策解決方案,重塑美國的科技競爭力,鞏固美國的關鍵科技優勢。”


    報告建議的“政策解決方案”包括強化科技領域情報能力、大力爭奪科技人才、降低供應鏈對華依賴等,并呼吁建立由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荷蘭、韓國、芬蘭、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亞等國組成的“T-12”論壇,“共同應對來自中國的科技競爭”。

    CSG組織成立于2020年7月,是由一組具有影響力的美國科技業人士及政策研究者組成的智庫機構,其使命是“應對美中之間科技領域競爭的困難問題”。除了施密特外,該智庫的另一位聯席主席賈里德·科恩(Jared Cohen)是谷歌下屬智庫機構Jigsaw[3]的CEO。報告的編撰者還包括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的資深成員麗茲·伊康諾密(Liz Economy)、政策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的主席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等政策研究專家。

    報告正文分為4個部分。“概述”部分為全文設置了基調。“科技戰場”部分針對關鍵技術和平臺支配權分別提出了分析框架,用以識別美中科技競爭的主要戰場。“功能能力”部分從情報戰、人才戰、供應鏈戰三方面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未來結構”部分從國際多邊合作和國內政府改革兩方面提出遏制中國科技發展、鞏固美國科技優勢地位的結構性建議。

    “概述”部分

    報告的“概述”部分指出,美中兩國在特朗普執政前就已經走上分歧道路,特朗普政府則進一步加速了兩國關系的惡化。

    報告認為,兩國間的科技競爭存在不對稱的、有利于中國的因素,例如中國人口基數巨大、國有資本雄厚、國有經濟與私有經濟不分、監控機構產生大量數據等因素都有利于中國科技水平的發展。

    特朗普政府沒能有效遏制中國科技領域崛起,反而削減了國內科研投入,導致美國相對于中國的科技優勢不斷削弱。

    遏制中國科技崛起的時間窗尚未關閉、但也并非無限,并且美中之間的關系已經不可能回到特朗普執政前“無界融合”的態勢,一定程度的脫鉤和分叉不可避免、并且有利于美國。

    報告的“概述”部分無端指責中國科技領域的高速發展主要得益于商業間諜活動、非法監控、公私產權不分等因素,并宣稱中國的科技發展將被用作針對美國的武器,將導致“技術威權主義”和“損害人權”。這種危言聳聽的惡意論調貫穿了整份報告。

    “科技戰場”部分

    報告的“科技戰場”部分首先提出了一個分析框架,從4個角度分析兩國競爭的關鍵技術:

    1.卡脖子(choke point)技術:這一單項技術的失敗,是否會導致更大經濟領域的失?

    2.競爭護城河(competitive moats):這項技術是否能為競爭優勢提供強大防御力?

    3.戰爭安全風險:這項技術是否可能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直接威脅?

    4.加速器技術:這項技術是否能提升整體創新速度?

    基于此框架,報告舉出了一些具體的分析實例:高通能卡中興和華為的脖子;中國的稀土供應能卡全世界科技行業的脖子;半導體技術直接影響5G、量子計算、人工智能技術的創新速度;基因編輯技術既是加速器又是護城河。

    報告尤其指出:下一代芯片(包括半導體芯片和生物芯片)技術既是卡脖子技術、又是加速器技術、而且與國家安全緊密相關,因此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技術。

    隨后,報告的“科技戰場”部分又提出了第二個分析框架,從“戰略意義”和“價值”兩個維度識別重要的數字化平臺,并建議美國政府聯合其他國家有針對性地塑造全世界的數字化平臺生態系統。這個分析框架從三個角度定義數字化平臺的戰略意義:

    1.對自由公正選舉的威脅。平臺是否能被用于誤導選民、是否能基于算法進行定向宣傳、是否能用于阻止選民投票、是否能被用于制造社會不和諧。

    2.對人權的威脅。平臺是否侵犯隱私、是否檢查和限制言論、是否被用于監控。

    3.對國家安全和主權的威脅。平臺是否能被用于竊取敏感數據、是否能被用于繞開經濟制裁、是否能被用于洗錢。

    分析框架從另外三個角度定義數字化平臺的價值:用戶數、用戶在平臺上消耗的時間、以及平臺上進行交易的總金額。

    基于這一分析框架,報告框出了一組重要的數字化平臺領域,包括美元結算、搜索引擎、社交網絡、移動應用商店、消息應用等。電商、視頻游戲、商用通信等平臺領域則不在這個范圍內。


    隨后,針對重要的數字化平臺,報告提出了應對中國威脅的一系列對策,程度由輕至重包括:

    1.接受對中國企業的依賴。

    2.與中國政府協商,包括進口限制、出口限制、交易審查、信息披露等條件。

    3.要求中國企業遵守特定技術要求,包括端到端加密、提供社交數據公開訪問權、提供細粒度操作系統權限控制、開放源代碼、接受源碼審查、披露運營數據、接受第三方黑盒測試、禁止數據出境、禁止使用外國支付服務等。

    4.完全禁用。


    報告提出,如果一個受中國主導的數字化平臺非常重要(即,既有戰略意義,又有很高價值),并且美國又不能有效應對其中的威脅,這個數字化平臺對于美國而言就是“高度危險”的。在報告的示例圖中,5G就是這樣一個“高度危險”的平臺。

    “功能能力”部分

    報告的“功能能力”部分首先從科技情報角度進行了現狀分析和建議。報告指出,美國已經不再是世界科技霸主,科技情報的采集和分析在美國國內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和資源投入,分散在各個政府部門及大量私營企業的科技情報沒有得到整合和充分應用;诖爽F狀,報告建議成立國家科技分析中心(NSTAC)情報機構,采集、分析科技行業相關的情報,提供政策支撐。

    報告還專門提出了明確的科技間諜戰建議,要成立“情報預備隊”:儲備一批經過審查的外國科技專家,能在需要時聯絡,獲得他們針對特定問題的專業知識。這支“預備隊”的成員可以來自私營企業、高;蚱渌嚓P團體。“預備隊”不需要常規會議機制,專家平時處于“休眠”狀態,直到有明確需求時再召喚他們投入短期項目。

    隨后,報告分析了科技人才爭奪戰的態勢并提出了政策建議。報告建議放松科技人才移民政策,強化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教育,創造敢冒風險、鼓勵創新的科研環境,大規模培育技術性勞動力。

    在本部分的最后,報告建議政策制定者延續在當前焦點領域(個人防護裝備、5G等)針對中國的限制,并借機推進供應鏈改革政策,削弱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建議從多個角度著力,建設可靠且安全的供應鏈,使研發和制造回歸美國,在引入高端人才的同時限制高端技術輸出。具體的政策建議包括:

    ·優化國內交通運輸系統,投資得州/墨西哥走廊基礎設施建設,推動高端制造業回流。

    ·加強盟國合作,保障供應鏈安全,保持美-墨-加、五眼聯盟之間的緊密協作,加強與印太四方同盟(Quad)的協同。

    ·保障供應商穩定性,從地緣政治角度謹慎選擇供應商,對全球供應商給予經濟補貼或稅收優惠。

    ·對全球供應鏈進行追蹤溯源,確保美國的管制政策得以實施。

    ·加大研發投入,重建美國研發能力,降低對海外供應商技能的依賴。

    ·強調人才戰略,確保美國及其盟國具備產業回流必須的人才供給。

    ·確保美國掌握工業自動化所必須的能力和技術(尤其是機器人、物聯網、數據安全等技術),確;亓鞯闹圃鞓I和供應鏈安全。

    報告特別提出,由于臺灣地區是最大的芯片產地、且掌握了最先進的芯片生產技術,美國有必要更新其針對臺灣地區的防衛政策;還批評英特爾將所有生產制造工作外包到臺灣地區和韓國的想法,會“葬送供應商生態系統的穩定性”。

    另外報告提出,愛立信和諾基亞是華為在電信設備領域的必要替代者,美國需要與歐盟協作發展電信領域的替代方案。

    “未來結構”部分

    報告的最后一部分“未來結構”首先提出了一種對未來數字化世界的展望圖景:美中兩國的科技競爭會在全球范圍廣泛展開,并形成兩個割裂的數字化世界;在中國主導的這部分數字化世界中,“民主價值”不會受到尊重。因此美國必須防患于未然,主動在全球范圍部署美國的價值觀、美國的數字化科技,以及美國的信息和文化傳媒產品。

    為了阻止“中國贏得互聯網”的局面發生,報告提議建立由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荷蘭、韓國、芬蘭、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亞等國組成的“T-12”論壇,共同促進科技發展的規范和價值觀。

    報告還提議參考世界銀行下屬國際金融公司的模式,成立國際科技金融公司,為發展中國家倡導“自由價值”的科技基礎設施提供資金支持,以此對抗中國的“數字絲綢之路”規劃。其他的國際合作政策建議還包括在小國家開展科技政策實驗、在OCED和T-12基礎上成立全球科技標準化組織、建立全球性科技研發互信區等,其目標都是建立發達國家主導的、倡導美國價值觀的、封鎖遏制中國科技發展的聯盟。

    報告給出了“科技研發互信區”運作機制的一個示例:在互信區內的國家可以自由交換和共享知識產權,并共同協調研發投資;而加入互信區的條件則是這些國家必須承諾抵制華為。這個示例清晰地展示出,上述“國際合作的”各種倡議,其目標都是建立發達國家主導的、倡導美國價值觀的、封鎖遏制中國科技發展的聯盟。

    最后,報告對美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議,包括增設科技領域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設置戰略規劃國家安全辦公室、成立國家科技委員會、強化國家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與國家安全局委員會(NSC)之間的聯系機制等。報告還對情報體系、商務部、財務部、州政府、國際發展署、能源部、國防部、國土安全部、司法部、聯邦調查局等政府部門提出了針對性的改革建議。

    小結

    縱覽整份報告,可以看到美國科技界與政策界針對美中科技競爭態勢已經進行了全面的思考,識別出了對華科技對抗的主戰場和主要戰斗方式,試圖構建對華科技對抗的內外全面動員機制。

    盡管報告中處處流露對中國的惡意和對美國“民主”、“自由”價值觀的崇尚,但其中對中國科技發展優勢的分析、對關鍵技術和數字化平臺重要性的研判、對美國科技領域面臨的挑戰認知都相當準確,提出的若干政策建議也跳出產業格局、直接站在國家安全立場。從這份報告可以看出,美國科技界與政策界已經“丟掉幻想,準備斗爭”,開始全面謀劃一場針對中國的科技新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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